晚明巡视官方震孺

巡视、巡察的镜头,无处不在,镜鉴也不可或缺。由贴近而具化,往往离不开对身边人和事的把握,甚至扑面而来的乡土味的感同身受。

明朝的监察之镜,投来目光。阅读《明实录》、《明史》、《寿州志》等资料,一位移居寿州的巡视官,一位大明王朝的乡邻款款而至。

万历十三年(1585)闰九月十二日夜,寿州古城。伴随一个婴儿降生的哭声,给由桐城移居寿州的方家平添喜气。

这一年,离大清纪年不到60周年。一个甲子的循环,一个挨过“知天命”的“花甲”时段,拷问王朝的更替,让无形的灵动承担着有形的撕心裂肺。

这个小主人就是后来名震朝野的巡视官方震孺,成为我探视晚明监察体制的一个窗口。

方震孺,字孩未,又字心念,号念道人,桐城人,移家寿州(今安徽寿县)。他七岁能诗,十七岁父亲病故,与母亲相依为命。二十一岁那年,受军人贾辂诬告,因“军田事”受审,幸亏有师尊张鹤鸣相助,才得以脱险。参加乡试,又因“复被”而落第,直至万历四十一年(1613)才考中进士。当年七月馆选,大学士叶向高很器重他,可他在离馆选仅差两天之际,突然听说母亲病重,毅然放弃机会,匆匆赶回寿州,侍养母亲。

母亲病愈,方震孺得以选任福建沙县知县。在沙县,他发现屠牛祭祀成风,影响农耕,采取多种手段革此陋习。兴学解困,重视民生,“两举卓异”,当地人为其建生祠,以示感恩。解沙县任时,他在县衙门旁写道“别我还应想春日,问渠曾否扰秋毫”的诗句,留下一腔浩然正气。

选为御史,得益于为政沙县的亲民利民。“言官”有传导社会舆论场的责任。“第三方”的立场,正是方震孺所彰显的监察体系的价值所在。明朝的科、道监察体系值得探究,“言官”的光芒能否照亮“王朝庭院”?外有来自北方的边关危机,内有魏忠贤阉党与东林党的争斗,他无意间陷入其中巨大的漩涡。

《东林点将录》给他起个诨号“活阎罗”。《元明事类钞》卷16则记有《罗刹成佛》,说的是方震孺被魏忠贤党陷害入狱,欲置之死,狱卒“佐公饮啜”施救,方公疑惑。狱卒说,“此我妻闻公精忠,手治以献者也。”方公因赋“罗刹成佛”诗以赠之。阉党诬其为“活阎罗”,民众却奉之为佛,这种差距是需要丈量的。

小说家给他起个绰号“方疯子”,说他干事疯狂,比如辽东战事吃紧时“一日十三疏”。一个“言官”,如此而为,不“疯”吗?素有“通儒”之称的凤台知县、署寿州事李兆洛,对方震孺的评价是:“心者,身之主也;四肢百骸者,心之卫也。心惝惘而不灵,饥饱之不知,寒热之不辩,荣卫否隔,阴阳舛愤,甚者贼风l气,直袭藏府,小亦手足掣曳,拘挛乖反,犹复毒视药石,仇视和缓,及其一蹶,委之大命,可胜悼哉?按粤《笔记》于一文牒、一决罚,具有裁量,知先生学问邃密,心和而气平,固非慷慨任事以敢果自为者也。”

天启五年(1625年)七月,方震孺被送刑部拟罪,且在狱中不穿囚服,饮酒笑傲。不服,层层加罪,“永戍”、“拟绞”、“原绞加斩”,谁解其中味?不正常的境遇,在狱中的东林党如杨涟、左光斗等十余人相继自杀或他杀,他却九死一生。

方震孺获罪的起因,在于请命巡按辽东,被按个失守辽东之责。辽东军事主官经略使熊廷弼与巡抚王化贞不合,前者被指有东林党作“靠山”,后者有阉党魏忠贤“撑腰”,不能协同作战而惨败,方震孺只是个抚恤关外前线将士的“贲恤御史”,建言不断又奈何。战败的将军祖大寿怕问责,逃到一个岛上,险些被敌方利用,方震孺孤身涉险,硬是把祖大寿劝回到大明的怀抱。方震孺尽力了,“晚明”之“晚”绝非仅凭方震孺一人之力可“改写”的。

崇祯皇帝登基后,方震孺被释放出狱。

方震孺在狱中自编《年谱》,述及家庭之变故、仕途之曲折、成因之辨析,如遗言般沉重。并自序说,“《年谱》非先生自笔不可,必先生自笔而后可悲与可敬者,委屈肖像如写生然,要亦不过自存其本色耳。”

好个“存本色”!

当时,他是个死刑犯,想表达什么?关节点在于辩诬。与《年谱》相呼应的,还有《报恩录》与《祸由录》。是让活着的亲人记住恩人,抑或祸起于谁?他抱定恩怨分明,还人生一个明明白白。

崇祯八年(1635年)正月,寿州知州空缺,他以一介布衣挑头守寿州城,力保一方赢赞誉。知州、知府、巡抚、总督,层层举荐难回音,反复查,核反复,一晃又是七八年过去了。

崇祯十六年(1643年)“复出”,任岭西道参议,亲历一线,查明真假藩王案。

京都的宫殿远矣,梅山替代江山,崇祯皇帝作最后的告别。

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七月,南明福王立,拜疏勤王,不准。九月,拟派“狼兵”入卫,不准。南明当权者抛弃了他,而他却无悔于大明,“忧愤”而死,陪同他“复出”任职的二儿子也蹈海而去。生于大明,宁愿死于大明,大明不该明白吗?

认知,是行进者的必然选项。

方震孺除在沙县任知县外,主要在都察院所属岗位上任职,如监察御史、按辽监军及都察院右佥都御史、巡抚广西,总体上是一个督察官、巡视官。

“晚明”是悲壮的,方震孺是悲壮的,个体与王朝如何搀扶而行?李兆洛在编辑《孩未方先生遗书》序中说:“呜呼!明之亡也,其小大臣工,精神皆涣散而不相摄,各图其私以苟旦暮。或更幸人之败,以自售其言,于国家利病固弗恤也。”“晚明”不只是“晚明”,不只是要我们追寻历史现场,而是要读懂历史的“波光”。

历史记住了方震孺。方震孺29岁中进士,踏上仕途之路。在沙县任知县不足四年;任监察御史、巡按辽东,一年零五个月;入狱两年多;“复出”任岭西参议、广西巡抚等,两年。南明政府偏安于南京,请命勤王不准,忧愤而卒。累计任职时间,不足八年。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方震孺,岂料成为私利绑架“言官”的牺牲品。

值得品味的是,方震孺在广东留下了工作《笔记》三卷,曰“决疑”,曰“定难”,曰“平反”。其中,他在“平反”前言中说,“余被魏党罗织,曾体备三木矣,岂曾为浪子而遂忘客哉?是故集‘平反’。”这既是为他人平反,何尝不是为自己留下“证言”?

方震孺以八年的工作实践诠释一生,甚至对一个王朝作一次别样的告别。

他匆忙而去,后来者给他作了一个“盘点”――

明末清初,韦际明编《方孩未集》一卷。

清朝前期,请入广西名宦祠。

嘉庆十八年(1813)十月,时任凤台县令兼署寿州事李兆洛编辑《孩未方先生遗书》。

道光七年(1827年),请入寿州乡贤祠。

镜鉴者自省。审视历史,需要真性情、大视野。方震孺,早已交付于王朝的车轮,寿州人甚至国人至今仍在传扬他,因为他诠释出忠诚与使命。(孙友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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